傈僳族人民具有强烈的热爱祖国、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
嘉庆六年，云南丽江府维西地区发生灾荒，傈僳族农民向康普、古刹二寨土司借粮度荒，土司等不但拒借，反诬傈僳族领袖沙尼恒乍绷为“称王造反”，并逮捕了大批群众，遂激起以恒乍绷、腊者布等人为首的起义。起初起义仅限于借粮、银、牲畜等，遭到土司与清军镇压，因而发展为武装攻占康普等地，并提出“借粮抗官”、“分种土地”等口号。附近怒、汉、纳西、白等族农民纷纷参加，队伍迅速壮大，拥众余人。义军攻占维西厅城，并在澜沧江上游江东地区坚持斗争，队伍发展至万余人。
清廷派云贵总督觉罗琅等率重兵前往，并勾结当地反动势力联合镇压。清军在维西东至丽江、剑川，南至兰坪，北至阿敦子，西至澜沧江外的纵横千余里之间，遭到义军的节节抵抗，损失甚重。翌年四月，义军带兵大总管腊者布牺牲。九月，江东地区形势逆转，恒乍绷在傈僳族别的扒、乌恒布协助下继续率义军在澜沧江东西两岸迂回开展斗争。嘉庆八年九月二十日，恒乍绷被俘牺牲，十月起义失败。起义被镇压后，清廷为避免再激起民变，被迫查办维西厅守备等污吏，并明令免去维西土司对各族人民的一些封建特权，减免云南三十余府、厅、州、县的三年赋税。
嘉庆年间，傈僳族人唐贵为反对永北土司高善将傈僳族田土夺去卖给汉族地主，聚众数百人起义，击溃前往镇压的永北营守备郭荣先所部官军，提出“夺回夷人土地”的口号。汉族陈天培、傅添贵、陶显贵，彝族梅依老十，回族沙李得，傣族刀周等均率众参加，不到1月，拥众万余人。遣陈天培等领数千义军渡金沙江攻占永北、大姚，将所获财物，分给贫者，使各安生业，建立农民政权，被公推为“地王”，以傅添贵为制命先民，陈天培为天理先生，梅依老十、陶显贵、刀周、沙李得、黄腾、杨老五等为将军。清廷命成都将军呢玛善为钦差大臣，总揽三军，前往镇压。在云贵川三省官兵残酷镇压下，起义据点拉古、芝麻庄等失陷，陈天培、刀周、梅依老十及大批起义群众被杀害。遂于公母寨率众凭险抵抗，数败清兵，终因众寡不敌，与陶显贵、陈秀等均被俘遇害。
光绪二十八年法籍天主教司铎任安收率领神甫数人到贡山白哈罗等地传教，并建白哈罗教堂，他们暗中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激起各族人民不满。藏、怒、傈僳、独龙等各族人民起而反抗，焚毁了白哈罗村的法国天主教堂及维西、德钦等地的教堂多所，杀死了五个法籍教职人员。引起外交纠纷，斗争遭清政府镇压，清政府除向法国天主教会赔偿损失外并赐任安收以三品道台衔。事后重建白哈罗等地天主教堂，天主教在怒江地区进一步传播。这是一场清末滇西北各族人民反对天主教的爱国主义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傈僳中队虽只有几支步枪和火铳，子弹也不多，但是英勇善战的傈僳队员，凭借自幼练就能搬硬弩，百步穿杨、箭无虚发的本领，一样利用所处周边环境的隐护，击杀过往来犯顽敌。他们身手敏捷，打着光脚，爬山钻箐，使敌人防不甚防，心惊胆战。由于木城坡位处遮放到平达的必经之地，平达据点一个大队日军经常从此路过，傈僳中队队员不时巧设地弩、毒箭、陷阱、野蜂窝奇袭敌人，使日军士兵吃尽苦头。
中队先后与日军作战数十次，曾配合龙潞游击支队在平达一带打过三次硬战，其中在一次打援中，一股日军被友邻游击队围困在平达的一个山洞中，傈僳中队奉命率部在平河阻击救援之敌，全中队始终坚守阵地，迫使敌援军绕道而行，不能即时增援，但因武器弹药不足，傈僳中队损失惨重，牺牲了10多名队员，为游击日寇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正因不好对付，日军恼羞成怒，将傈僳人居住的小平河、木城坡一带全部烧光，然而队员们丝毫不退却，同仇敌忾，与日军一直周旋到滇西大反攻为止，特别是这支队伍所用见血封喉的弩箭令日军心惊胆寒，使日军望却而退，为取得全面胜利作出了应有贡献！
